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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酒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酒，酿酒文化传承至今，从无间断。黄酒起源于谷物酿酒、采用双边发酵，利用麦曲作为糖化发酵剂，是东方酿酒的根本所在。好多白酒都想代表“国酒”，然而只有黄酒有这个资格。

国酒正宗，千年历史的黄酒

黄酒是我国原创的酒类，它的历史几乎伴随着华夏农耕文明一起成长起来，中华文化和黄酒有着无法分割的联系。黄酒伴随着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的文明，是祖先恩赐给我们最具魅力的“国酒”。

白酒（也就是烧酒）是在元代酿酒工艺成熟之后才开始的，并在清中期白酒的总量才开始超越黄酒，并经历1950年代开始的白酒工业化大生产，白酒成为酒类行业老大。甚至到1989年的第五届全国评酒会只有白酒进行评选。黄酒的江湖地位完全被白酒占有了，市场版图彻底没落，只在江浙一带偏安一隅，成为地方酒种，让很多人只知白酒。

曾经遍布华夏的黄酒，是如何一步步没落的呢？笔者认为有这4个原因：

口粮的问题

黄酒在我国分南北两派，南派黄酒以糯米为原料，北派黄酒以黍米为原料，黍米和糯米均为精细口粮。在古代喝酒这件事情一直都是比较“奢侈”的享受。

无论在什么朝代，民以食为天，粮食是天大的事情。酿酒需要消耗粮食，与关乎国计民生的口粮竞争，所以酿酒行业是不能随意发展的。国家一直掌控着酿酒和售酒的环节，甚至在一些特别的时期，还会颁布禁酒令。黄酒的酿造更是消耗精细的口粮，其发展必然受到各种条件的限制。因此，也只有富庶的江浙一带能一直坚持黄酒的酿造，并发扬光大。

白酒的原料主要是高粱。高粱的生存能力强，能适应我国南北各地的气候条件，不挑土地，还旱涝保收。高粱作为粗粮，口感不佳，食用加工也不方便，用来酿酒不会与口粮产生竞争。因此，白酒能得到长足的发展。

贫穷限制发展

烧酒超越黄酒是在康熙之后，虽然乾隆朝代有“盛世”一说，但也被称作“饥饿的盛世”，当时的统治阶层通过土地兼并而积累起大量财富，广大的农民却陷入贫困饥饿的深渊。乾隆之后，清朝的国力更是每况日下。在温饱问题面前，需要浪费口粮的黄酒必然不是普通老百姓喝得起的酒了。

黄酒的产量因此逐渐衰落。不过再穷的老百姓，对酒精的需求是断不了的。所以，玉米、高粱等原料的烧酒经济实惠，更受欢迎。

政策的倾斜

1950年代百废待兴，无论是黄酒还是烧酒产业都凋零。我们“工人和农民”队伍当然会选择发展白酒（烧酒）了。特别是当年的红军在西南、在西北都是一些贫穷落后的地方，都是烧酒的产地。他们与烧酒的结缘，更会在1950年代之后大力支持白酒工业。

另外依然从现实角度考虑，黄酒的版图已经被烧酒占去大半，普通老百姓已经习惯喝白酒（烧酒）。温饱问题依然是个大问题，消耗口粮的黄酒肯定不能大力提倡。在1950年代起，都在研究用薯类、橡子等替代谷物白酒，哪还有糯米和大黄米等精细口粮来支持发展黄酒产业。因此黄酒也只能在经济环境好的极少数局部地区发展。

为了满足老百姓对酒精的需求，国家只有大力发展白酒工业了。把人力、物力和技术都向白酒倾斜，只是在特定的年代要求白酒降低酒精度而已。

行业的不争

白酒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有“四大名酒”、“八大名酒”，这些大体量的白酒企业在技术上引领整个行业，各种工艺、各种香型，行业间交流学习，一起进步。这些名酒的又能畅销全国，让一些白酒不再只是“地方名酒”，让白酒更一步走进城乡没一个角落。

黄酒则没有扛大旗的大企业，不能带领整个行业前进。黄酒产业的份额越来越小，市场越来越小。在市场经济的大浪淘沙之下，很多地方的黄酒厂家停产，导致当地黄酒种类成为绝唱。

在多重因素的影响下，黄酒的发展受到了种种限制。再加上白酒行业这几十年的飞速发展，几代人几乎都是在白酒的影响下长大的，所以白酒完全占据了这几代人的心智。

甚至还有某些知名黄酒企业做起了酱香型白酒。如果企业对黄酒有信心，也不至于去投资酱香型白酒吧。

黄酒与白酒同源于谷物，一个酿造酒，一个蒸馏酒，不同的种类，不同的口感和酒精度，本来就能两者齐头并进。然而，我们的黄酒却被白酒挤压到市场边缘。法国的葡萄酒与白兰地同源于葡萄，一个酿造酒，一个蒸馏酒，却能双双闻名于世界。问题不只是白酒的挤压，也不只是黄酒的不争，真的值得我们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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