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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黄酒漫谈(19)之六:鼎、敦、豆

北方黄酒漫谈(18)期中,我们自前一段时间较流行的生僻字说起了和北方黄酒有关的青铜酒器,这些酒器的使用验证了商周时期青铜器为代表的先进生产力,也说明了先进时尚的青铜器成为贵族的专享时代用品,那么使用这些青铜的物品自然也成为了权贵的专享品,北方黄酒和其适用青铜器在这个时期就是上流社会的特殊象征代表;在这些具有代表性的青铜器中除了酒器还有食器和水器。无酒不成席,无食物如何成酒席?既然有酒的适用青铜器,与酒席相关的青铜食物加工器自然也会成为贵族所要表达特殊地位的适用器。

本期的漫谈我们将会从青铜食器的角度延续上期漫谈的生僻字解读,把与酒、黄酒、北方黄酒相关的一个宴席或者一场关于酒肉聚会上的实用器作以简述,让我们更进一步的了解一些中古时期的现在又远离我们的生僻字。主要的食器生僻字有鬲、 甗、 簋、 簠、 盨、 还有不陌生但不一定了解其详的鼎、敦、豆。

鼎敦豆这些字不是我们生活中的生僻字,除了字形简单便于记忆,我们今天的工作生活还能相对频繁的接触到,但这些字的意义也在发生着深刻应用场景和涵义的变化。比如“豆”字,倒是我们常见的字,其意义所指也都已经变化很大,另外,在今天的祭孔的典礼中,还在有应用。再就是鼎的象征意义也深入人心,在不少的地方我们能够见到它的身影,或为广场的装饰品,或为办公桌上的纪念礼品,鼎还是比较常见,而且其内涵意义吉祥庄重。敦,我们相对于它作为青铜器的知识陌生一些,但也是较为常见的字,比如“敦煌”“敦化”等。在久远的辉煌青铜时代,它们可是王公贵族们政治事件、日常生活的常见品,也是重要典礼的礼器用品,也是伴随北方黄酒出现的重要场合的时代产物。

(一)鼎【dǐng】始见于商代甲骨文。鼎本意是古代的一种煮食物的器具。在古代,鼎不仅仅是用来烹煮食物,也是放在宗庙里祭祀用的一种礼器。鼎很大、很重,所以“鼎”又表示很盛大,如:鼎鼎大名、鼎盛。由于“鼎”的重要,又常用于比喻王位和帝业,如:定鼎、问鼎。鼎也是国家政权的象征。鼎是煮食物的大容器,水在鼎里翻滚称为“鼎沸”,比喻喧闹、混乱。鼎又有更新的意思,如:鼎革、鼎故革新。

(良渚陶鼎)

鼎是最重要青铜器物种之一,是古代中国用以烹煮肉和盛贮肉类的器具。三代及秦汉延续两千多年,鼎一直是最常见和最神秘的礼器。

鼎有三足的圆鼎和四足的方鼎两类,又可分有盖的和无盖的两种。有一种成组的鼎,形制由大到小,成为一列,称为列鼎,列鼎的数目在周朝时是代表着不同的身份等级。列鼎通常为单数。据文献及考古发现九鼎应为诸侯之制,七、五鼎为卿大夫,三、一鼎为士级。但天子之制为十二鼎,是双数,但至今未见周天子之陵墓,故这个记载是否正确还有待证实。当然列鼎中的九鼎并非代表中央政权的九鼎。

(二里头青铜鼎)

关于“鼎”的来历及作用:鼎本来是古代的烹饪之器”有三足圆鼎,也有四足方鼎。最早的鼎是黏土烧制的陶鼎,后来又有了用青铜铸造的铜鼎。传说夏禹曾收九牧之金铸九鼎于荆山之下,以象征九州,并在上面镌刻魑魅魍魉的图形,让人们警惕,防止被其伤害。自从有了禹铸九鼎的传说,鼎就从一般的炊器而发展为传国重器。国灭则鼎迁,夏朝灭,商朝兴,九鼎迁于商都亳(bó)京;商朝灭,周朝兴,九鼎又迁于周都镐(hào)京。历商至周,都把定都或建立王朝称为“定鼎”。

(春秋时期,开始礼崩乐坏,各诸侯国挑战周王室权威,楚庄王在东周首都洛阳问周天子的权力之鼎的重量,意为代周。楚庄王八年(前607),楚攻陆浑之戎,至洛,陈兵于周郊。他奉周定王命前往劳军。楚王问周鼎的大小轻重,意欲代周,他答以:“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终使楚军退去。)

鼎被视为传国重器、国家和权力的象征,“鼎”字也被赋予“显赫”、“ 尊贵”、“盛大”等引申意义,如:一言九鼎、大名鼎鼎、鼎盛时期、鼎力相助,等等。又是旌功记绩的礼器。周代的国君或王公大臣在重大庆典或接受赏赐时都要铸鼎,以记载盛况。这种礼俗至今仍然有一定影响。

(后母戊方鼎)

后母戊方鼎,商朝器物,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高133cm。后母戊大方鼎是1939年3月在河南安阳侯家庄武官村吴玉瑶家的农田中发现的。这里距武官村大墓西南隅大约80米。大鼎出土后,因太重太大,移动困难,人们便想锯断大鼎,然后运出。但是,由于日本侵略者多次勒索和强购,当时恐怕被日寇掠取,便把大鼎又重新埋在地下。1946年6月抗战胜利后,大鼎重新掘出,但已失去一耳。大鼎出土后,先存放在安阳县政府,同年10月移到南京博物院。1959年,又将方鼎运到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展出。后母戊鼎是世界上罕见的青铜器贵重文物,它是迄今为止所有出土的鼎中最大最重的。鼎重832.84公斤,鼎大得可以做马槽,所以人们又叫它“马槽鼎”。

后母戊鼎纹饰美观庄重,工艺精巧,一向为世人所钦羡。它的价值因此而更高。鼎身四周铸有精巧的盘龙纹和饕餮纹,增加了文物本身的威武凝重之感。饕餮是传说中好吃的野兽,把它铸在青铜器上,表示吉祥、丰年足食。耳廓纹饰俗称虎咬人头纹,这种纹饰是在耳的左右作虎形,虎头绕到耳的上部张口相向,虎的中间有一人头,好象被虎所吞噬。耳的上面还有两尾鱼形。足上铸的蝉纹,图案表现蝉体,线条清晰。

(司母戊鼎上的铭文)

司(后)母戊鼎最初是在1939 年被河南安阳武官村的农民所发现,在大鼎重新出土后不久,《申报》特派员邵慎之就赶到河南安阳进行了实地采访,在10 月27 日的《申报》报道中他最早将大鼎内的铭文释读为「后妻戊」「后戊妻」或者「妻戊」。1946 年10 月27 日《申报》报道「后妻戊鼎」。但是仅在21 天后,古文字学家张凤就在《中央日报》上发表了《安阳武官村出土方鼎铭文考释》一文,认为大鼎内的铭文应该释读为「司母戊」,这一观点后来则被官方采用。

同年7 月,司(后)母戊鼎被收归国有,并在10 月运往南京,此后收藏于当时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其名采用「司母戊方鼎」。

1950 年3 月司母戊鼎入藏刚刚成立的南京博物院。1959 年又被征调至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前身),并在「中国通史陈列」中展出。在此期间,这件文物一直沿用「司母戊鼎」的名称。不过,尽管官方收藏机构一直采用「司母戊鼎」的名称,但争论却从未停止过。

反对者们质疑「司母戊鼎」这一名称的理由除了在字形上,「司」也可以释为「后」以外,更重要的还是很多学者都认为从铭文含义的解释来讲,「后母戊鼎」也比「司母戊鼎」更加合理。

(1946 年10 月27 日《申报》报道「后妻戊鼎」)

将铭文解读为「司母戊」的观点,普遍认为这里的「司」同「祀」,铭文的含义为「祭祀母亲戊」。但这样的解释却不符合青铜器铭文内容的惯例,在商周时期表示作器者或者受器者的青铜器铭文制度中,并不存在动宾关系的句式。但如果将其释读为「后母戊」就完全符合惯例。

「后」字在古时有「君王」「领袖」的含义,也可延伸为「王后」「母后」之意。如春秋时期的《竹书纪年》中就以「后」指夏朝的君王,即「夏后」;晚商甲骨文中则有将商王武丁之妻妇好称为「后妇好」的例证。

按照这样的解释,「后母戊」即可表示是商王的母亲戊,这样的释文在句式上似乎显得更为合理。

春秋时期的叔夷镈铭文中记载成汤伐夏后时亦将「后」反写作「司」形。基于以上几点原因,2010-2011 年基本完成改扩建工程之后,国家博物馆在出版图录和专题展览中将原来的「司母戊鼎」正式更名为「后母戊鼎」。

后母戊鼎是我国殷代青铜器的代表作,有人曾用光谱定性分析它的合金成份,结果表明大鼎的成份和殷代一般铜器的成份基本相同。人们又对铜、锡、铅三元素用化学分析的沉淀法进行了定量分析,结果表明大鼎的合金成份是:铜占84.77%,锡占11.64%,铅占2.79%,这一分析与《周礼?考工记》上说的“六分其金而锡居一”的记载基本是相符的。

(殷墟王陵遗址位于安阳洹河北岸的武官村,这是我国最早的王陵墓葬群,开创了我国帝王陵寝制度的先河,距今已有3000余年。)

关于大鼎的铸造方法,根据考古工作者的观察分析,认为大鼎是采用组芯的造型方法,即先用土塑造泥模,用泥模翻制陶范,再把陶范合到一起灌注铜液。从铸造痕迹来看,司母戊鼎是用二十块范铸成的。司母戊鼎出色的铸造技术,标志着商代青铜铸造技术的发展水平。

人面方鼎(高38.5厘米,口长29.8厘米,宽23.7厘米,1959年湖南省宁乡市黄材寨子山出土(后来建立炭河里遗址公园),湖南省博物馆藏)商器体呈长方形,立耳,四柱状足,为商代后期鼎常见的样式。鼎腹的四面各以浮雕式人面作主体装饰,面部较为写实,特征突出,十分醒目。表情威严肃穆,高颧骨,双眼圆睁,眉弯曲,唇紧闭。双耳肥大,上饰勾云纹,下有手爪形纹饰。地衬云雷纹。腹部四角有外凸的扉棱,并带有齿状凸饰,使形体庄重而富于动势。足上部饰兽面纹,也饰扉棱,与腹部呼应,下有三道弦纹。耳外侧饰阴线夔龙纹。整个装饰层次丰富,清晰精致,主题鲜明。

湖南青铜器群的基本造型,大多以中原同类器物为原型,而又打上浓厚的地方烙印。如圆鼎、鬲、簋、尊、爵、觯、卣、瓿等均是。这表现的是中原商文化对湖南地方文化具有强烈的影响。与这些铜器一样,大禾方鼎就是中原文化与南方地域文化结合的一件特别器物。人们注意到,商周中原方鼎甚多,却无以人面为饰者。这件方鼎,从鼎的基本造型到地纹、文字,都是典型的中原特征,唯有人面主题图象自具特色。其所透露的大禾国与商王朝关系的相关信息,确实耐人寻味,值得探索。

第一、中原主导的政治地位。“大禾”二字铭文是一个最强烈的信息。它无可否认的显示出中原商王朝的主导地位。它表明当时湖南境内的贵族,采用的是中原商王朝的文字,而与殷墟甲骨文“禾侯”的印证,表明它就是臣属于商的一个地方侯国。此外,方鼎的基本造型也显示出中原文化所处的主导地位。

第二、以“和”为主题的政治理念。方鼎的主题纹饰为女性人面而非面目可畏的兽面,虽然是一种与中原商文化有所区别的女权特征的自我表现,我们也没有证据说当时湖南地区的女性侯君,是否和中原贵族间存在和亲关系,但是其所传递的,却是慈善与和谐。面目慈祥的女性,加上“大禾”也就是“大和”的宣言,给人的感受,就是想要创造一个平安和谐的国度。这不仅在当时是一种超前的感悟,对后世也是一种有力的震撼。大家知道,同为方国,湖北黄陂盘龙城商代遗址的城堡及墓葬中较多的兵器,显示出非常浓厚的军事色彩,其表示的是社会动荡与不安。但在湖南宁乡,却见不到这种情况了。尽管湖南商周青铜器集中出土不多,成批的墓葬更少,但兵器所占比例几乎可以略去不计。这从一个侧面表明,当时湖南境内的社会状况是比较稳定的,也表明其与商王朝的关系是比较融洽的。当时湖南境内自具特色的青铜文化比较发达,说明商王朝对大禾侯国也是网开一面。这些都说明,大禾的统治者,确实在自己的行动中,贯彻着一种与商王朝以“和”为主题的政治理念。

面纹方鼎俗称“洛阳鼎”,纹样庄重威严,肃穆,是西周早期极难得的上乘之作。双立耳,方腹,四柱足。方腹四面均为一高突棱为鼻梁的浮雕牛角形聚睛凝视、扩口露齿兽面侵占,均以非常工细的云雾纹衬地,柱足顶端同样饰浮雕兽面。该件方鼎可称为西周方鼎中的第三大方鼎。且铸作精工,造型俊美。是商周青铜礼器具有典型意义的代表作。

(战国镶嵌几何纹敦(上海博物馆)通高25.6厘米,腹径18.6厘米,腹深12.2厘米。 这件敦以三角形与长方形的几何纹连续构图,填以红铜丝或细银丝镶嵌的云纹,故命名为镶嵌几何纹敦。敦是一种盛食器。这件敦由两个半球相合而成,下半部为器身,上半部为器盖,器身与器盖以子母口相连,结合紧密。上下两部分均有二耳、三足,器盖仰置可以作器物使用。)

(二)敦【dūn】 在考古学中念做【duì】,是中国古代食器,由鼎、簋的形制结合发展而成。在祭祀和宴会时放盛黍、稷、稻、梁等作物。就饪食器总体的发展变化而言,与鼎中盛肉食相配套的盛饭食的器物,西周是簋,春秋是敦,战国以后则是盒。《礼·名堂位》载:“有虞氏之两敦。”说明其很早就已经从盛储器演变成为礼器。产生于春秋中期,盛行于春秋晚期到战国晚期,秦代以后渐趋消失。出现在春秋时期,后来逐渐演变出盖。到战国时多为盖形同体。常为三足,有时盖也能反过来使用。

(三)豆【dou】,礼器的一种。造型类似高足盘,上部呈圆盘状,盘下有柄,柄下有圈足,作为礼器与鼎、簋、豆、簠、笾、鼎、铏、盨、罍、爵等配套使用。古代贵族或君王在举行祭祀、宴飨、征伐及丧葬等礼仪活动中使用的器物,专门盛放腌菜、肉酱等调味品。

古代汉族人民最早用于盛放黍稷,后演变为专门盛放腌菜、肉酱等调味品的器物。豆的造型类似高足盘,上部呈圆盘状,盘下有柄,柄下有圈足。商周时豆多浅腹,粗柄,无耳,无盖。春秋战国时豆的形制较多,有浅盘、深盘、长柄、短柄、附耳、环耳等各种形状,上有盖可仰置盛放食物,亦有方形的豆。使用时,豆也常以偶数出现,按尊卑长幼,亦有数量多少之分。

青铜豆是中国古代夏商周贵族用于祭祀、朝聘、宴飨、丧葬等礼仪活动中的用器,其社会功能是用来代表使用者的身分地位和等级权力,即用以“明贵贱、辨等列”,这些被赋予特殊意义的青铜器叫作青铜礼器.或称彝器。这些青铜器皿,主要是用于盛载酒食祭祖祀神,因此它上面的纹饰,多具确神秘恐怖的特点。同时青铜礼器还是礼制等级的体现,即“器以藏礼”。礼器的选种区别尊卑贵贱的功能,在西周奴隶制兴盛时期最显著,随着姓隶制度的衰落,青铜礼器逐渐失去了显示统治阶级等级制度和权力标志的作用,逐渐变得人皆可用。

(青铜豆)

据各种文献记载,殷商时代人们最好迷信鬼神,从十多万片甲骨卜辞中也可以看出,一切民事都被涂上了"神事"的色彩,占卜祭祀特别多。商王一年之中,无日不祭,大事小事,无事不卜,殷墟甲骨卜辞大多是占卜的记录,是由专职的贞人,在占卜时根据龟甲或者兽骨上的裂纹来判定吉凶,然后刻在甲骨上的。殷商时的贞人在国家政权中是一种特殊的贵族,因为他们是专业的占卜、祭祀者,是那个时代垄断知识并披上神的使者外衣的阶层,只有他们才能与鬼神沟通,并可以驱神弄鬼,预测吉凶,在社会人群中地位很高,据《史记·殷本纪》记载,商王武乙对当时僧侣贵族特权过大十分恼火,想试试天意,命人作一木偶人谓之"天神",叫人与"天神"搏斗,这木偶"天神"自然打不过,武乙又用革囊盛血,仰而射之,名之曰"射天"。谁知这样做了之后,一场暴雷将武乙劈死,人们便说武乙是触怒了天神,殷人迷信程度因此加深。

(青铜豆)

殷商时代的祭祀方式主要有五种:一种是伐鼓而祭,称为乡,二种是舞羽而祭,称为翌,三为献黍稷而祭,称为尝,四为献酒肉而祭,称为祭,五是联合他种祭典,与历代祖妣合并祭之。而他们祭祀的对象与原始氏族时期没什么两样,也是鬼神和祖先,包括日月星辰、山岳河流、风雷雨电、天地万物,无所不包,但最主要是祖先,历代列祖列宗。由于大搞祭祀,就需要大量祭器,青铜器便是用来作为祭器使用,满足他们的祭祀需求。相当一部分青铜器都是为了祭祀而制造出来的豆就是其中之一。

(青铜螭龙纹蟠虺耳盖豆)

作为宗教祭器的青铜器,除了用来盛放供品,让鬼神享用之外,祭器还含有丰富而深邃的宗教含义。祭器中有一样器物就是笾。竹笾就是竹豆。古代用竹编成的食器,形状如豆,祭祀燕享时用来盛果实、干肉。“笾”与“豆”,都是古代筵席间必不可少的餐具。周代官制,天官冢宰下设有笾人,专门负责备办王室日常进餐或祭祀时笾中必须存放的食品;还设有醢人,专门负责豆中必须存放的食品。这表明古代王室每餐必用笾和豆。

(竹笾)

所谓“笾”和“豆”,均是一种有高足的食盘。据《中国古代饮食》记载,笾与豆不同之处,在于笾用竹子编制而涂以漆;豆是用木质刻制而涂以漆(也有用铜和陶制的,陶豆又称为“登”)。

这两种餐具用途各有不同:笾因是竹编品,不能存放湿类食品,专门用于盛放枣、桃、芡、脯、脩、糗饵等干食。豆因不漏水,主要盛放腌菜、肉酱之类的湿物。

据《周礼》、《仪礼》等古籍记载,在天子、诸侯的筵席上,当时“豆”中盛放的食品,菹类主要有韭菹、昌本、葵菹、芹菹、笋笋等;肉酱之类主要有麋(上难下肉)、脾析、蚔醢、豚拍、鱼醢、酏食、糁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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